機身下方掛載兩枚暴風影巡弋飛彈的龍捲風式戰鬥機。（英國皇家空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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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詹氏防衛週刊》報導，英國皇家空軍的龍捲風GR4型戰鬥攻擊機，於6月26日首度以暴風影巡弋飛彈重創了伊拉克境內的伊斯蘭國目標。
英國國防部於27日的記者會上承認，龍捲風戰鬥機攻擊的目標爲一座伊斯蘭國控制的大型碉堡。據悉這座在海珊時代建立的碉堡異常的堅固，因此英國皇家空軍決定動用四枚專門設計來打擊大型目標的暴風影式巡弋飛彈將其摧毀。而在攻擊的過程中，四枚暴風影飛彈都直接命中目標，穿透並摧毀了那座大型碉堡。
由英國皇家空軍派遣的龍捲風式戰鬥機，是美國領導下多國部隊空襲伊斯蘭國任務的主要參與者之一。這些戰鬥機目前駐防於巴格達以西1,000公里，位於賽普勒斯的阿克洛迪瑞（Akrotiri）皇家空軍基地。
法國幻象2000戰機。(圖/法國空軍)
根據情報線上網站(Intelligence Online)報導，法國和烏克蘭之間正在進行軍事支援談判，其中「轉讓6架幻象2000 戰鬥機」是重要議題.。
報導稱，法國和烏克蘭的談判代表分別是法國國防部長勒科諾(Sébastien Lecornu)和烏克蘭外交部長烏梅羅夫(Rustem Umerov)，顯示雙方都相當重視。烏克蘭的主要目標是加強空軍能力，目前俄羅斯空天軍仍然是主要的威脅。
這項軍機轉讓計劃，最早是法國國會議員巴尤(Julien Bayou)所提出，他在提案時強調，烏克蘭迫切需要有着高效能雷達的戰鬥機；巴尤也提出了一項間接援助烏克蘭的策略，也就是「向第三方國家提供法國的飆風(Rafale)或幻象(Mirage)，而這個第三方國家就可以將他們現有的F-16或MiG-29轉讓給烏克蘭。」
幻象2000是法國達梭航空設計和製造的第4代戰機，於1978年3月10日首飛，1984年7月正式進入法國空軍，也是最大用戶，總計操作了315架。隨後，幻象2000爭取國際市場，獲得阿聯、希臘、印度與秘魯的訂單。到了1995年，達梭公司自費進行中期性能提升，航電、雷達與座艙全面更改，引擎也有所改進，稱爲「幻象2000-5」，於1996年獲得中華民國空軍的採購60架。這筆大單也使法國空軍隨即跟進，將幻象2000-C升級到2000-5的水準。
雖然幻象2000在法國空軍的服役歲月不過40年，也進行了中期性能升級，但是法國政府有義務協助達梭公司的飆風戰機產能，所以法國空軍的幻象2000已全數退役，僅有幻象2000-N核武打擊戰機還在服役中。
也正因爲有着數量頗多，但性能仍然堪用的幻象2000，因此法國也一直在積極銷售這些二手戰機，今年上半年，成功與印尼談妥購買12架二手的幻象2000-5；提供給烏克蘭，顯然也是方向之一。
（原標題：馬克思主義如何理解“文化”）
新時代以來，文化的作用愈發關鍵，文化的地位日益凸顯，文化建設的任務也愈加光榮和迫切。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正式提出並系統闡述了習近平文化思想，在黨的宣傳思想文化事業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那麼，馬克思主義如何理解“文化”呢？
從文化生成看，文化具有歷史性與階級性。文化具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文化是人類創造的包括物質、精神等在內的一切文明成果，狹義的文化則特指精神文化。無論廣義狹義，文化都與人息息相關，是人特有的存在方式，是人區別於動物的重要標誌。那麼，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呢？馬克思主義認爲，文化作爲上層建築，最終由生產方式決定。馬克思指出，“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着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而人類的生產方式會隨着生產力的發展不斷更迭，“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最終會引起人類文化的變遷，從而使文化具有歷史性。另外，文化的形成需要經過長時間的積累，它是歷史積澱下來的被羣體所共同遵循或認可的共同的行爲模式。
文化還具有階級性。馬克思指出，“一個階級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佔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佔統治地位的物質關係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佔統治地位的物質關係”。文化由人生產，而人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總是處於一定的社會關係中，表現爲階級的人。由人所創造的法律政治思想、道德、文學藝術、哲學和宗教等文化形式都直接或間接地反映着階級利益、感情和思想。縱然作爲個人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超越階級利益，甚至超越時空限制而創造出具有恆久價值的文化作品，但人類文化作爲社會的產物則總是或深或淺地打上了階級的烙印。列寧對文化的階級屬性異常重視，他在《關於無產階級文化》提出：無產階級文化與資產階級文化是兩種不同的文化，無產階級不能脫離包括資產階級文化在內的傳統文化的基礎，但是絕不是簡單的繼承和全盤接受，需要用馬克思主義加以改造和創新，必須把無產階級的文化原則貫徹在其中，從而建立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化。
從文化形態看，文化具有民族性與多樣性。文化作爲歷史地凝結成的穩定的生存方式，集中表現人的價值觀念、生活態度、行爲習慣、心理狀態等。人類文化最初以民族爲單位形成，空間上處於不同地域的民族因地理、資源、氣候等自然環境的不同，人們生活的態度和生活方式也就存在明顯差異。以此爲基礎，各民族形成具有自身風格和特點的文化。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闡釋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時指出：“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文化蘊含着各民族不同的思想智慧、價值追求和審美情趣，成爲一個民族區別於另一個民族的獨特標識。
隨着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互鑑日益頻繁，文化的世界性特徵也愈發鮮明，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所說，“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爲世界性的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侷限性日益成爲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但文化的世界性並非指整個人類形成整齊劃一的文化，並非對民族性的消解，而是以民族性爲基礎和前提的多樣性的統一。文化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從文化作用看，文化具有獨立性和反作用力。馬克思一方面堅持“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唯物論觀點，另一方面也看到文化的相對獨立性和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力。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着活人的頭腦”，文化傳統就是其中重要的影響因素。作爲歷史的長期積澱，文化一經形成就極具穩定性，這種穩定性就個體而言體現爲人的信仰信念、價值追求、道德觀念等，它們不會隨着外部環境變化而輕易改變；就羣體而言，一定的文化模式會主導一個民族幾百甚至上千年的發展，縱然王朝更替、時代變遷，在一定文化模式下形成的思維方式及行爲習慣卻仍然持久地發揮作用。
文化作爲上層建築還具有能動的反作用力。先進的、革命的、科學的文化對社會發展起積極的推動作用，落後的、反動的、非科學的文化則對社會發展起阻礙作用。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指出，“一定的意識形式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恩格斯在給約瑟夫·布洛赫的信中也寫道，“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着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當今世界，文化作爲軟實力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而文化自信則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這就是文化反作用力的集中體現。
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概念內涵豐富、意蘊深厚，只有深入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觀，才能科學把握文化發展的特徵和規律，從而有助於我們做好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篇大文章，真正承擔起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
輔導孩子寫作業，職場父母都經歷過，“陪娃寫作業，生氣住院了”，更是每每“照進現實”。不過，有時候，也可能是父母錯了。時代在不斷進步，如今的孩子，一出生就與網絡信息時代無縫對接，很多家長不瞭解的新知識，小孩子卻能講得頭頭是道，孩子們在不斷接觸新事物，不斷學習新東西，家長反而可能落後。
這也提醒家長，面對來自孩子的不同意見，與其馬上“樹立權威”，不如冷靜下來，聽孩子說下原因，和孩子一起去解決問題。這也是家長打破認知邊界、取得進步的過程。
《中國教育報》2023年11月22日第2版
作者：王鐸 繪
我堅持考研是希望就算有一天跌入繁瑣、洗盡鉛華。同樣的工作，卻有不一樣的心態，同樣的家庭，卻有不一樣的情調，同樣的後代，卻有不一樣的素養。我希望讀研後我還是我，我又不是我。
今天給大家分享經驗的同學已經順利拿到錄取通知書，筆試總分235分。備考初期也和正在備考的同學一樣，經常懷疑自己，但最終還是考到比較理想的分數，下面一起看看他的備考經驗分享吧~
PART.1
筆試備考經驗
英語我覺得就是無限刷真題，我刷了三遍，從2003年開始，單詞感覺背個大概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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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結合自己的思路理解，裡面的公式是不變的,讀懂題目才能把公式套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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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我不太行，我到最後發現它重在一個數學思維，而不是做題刷題，每做一道題都要感受它背後的思維藝術，但是後面我時間來不及了,沒辦法提升這方面能力。如果多幾個月複習，我會把朱曦81絕學透，然後找一些有難度的題鍛鍊一下，多背一些額外的公式，到時候方便快速計算。主要2020年以後數學明顯難了，更需要紮實的基本功。
寫作就看看今日頭條，看看人家的句子多漂亮，記下幾個漂亮的萬能句，然後就是文章的結構網上千萬種，找到自己喜歡的一種，然後豐富自己的官方語言能力，說一個話題能馬上想到一些官方的描述方法。比如一提到企業就能想到產品，管理，競爭力，信譽，利益相關的效應和名詞。
PART.2
管綜答題策略
對於數學沒那麼突出的同學，因爲數學後10道題又難又費時間，考慮到能力問題我會先做頭15題，大概40-45分鐘做完，然後直接做邏輯，然後寫作。最後還會餘出來20分鐘左右的時間，這肯定是做不了後10題的，所以要連蒙帶寫，把後10搞定，因爲你花費大量時間做一道題，可能一個細節就全錯了，性價比太低了，不如放到最後，正視自己的能力，能力不夠就是得蒙，這樣省出時間可以安心。做邏輯寫作，我最後考試也是蒙的後10題，好在運氣好蒙對幾道，就算蒙不對，邏輯寫作的分也夠了。
其實在職考研對每位同學來說，都會是一次印象深刻的經歷。考研會讓你保持一個優秀的習慣。研究生和初高中不一樣，讀研不僅僅是讀書、艱苦的備考會讓你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而且在讀研期間你會遇到更優秀的老師和同學，對於你的思維和生活方式都有特別大的影響。
同時它是一個自我蛻變的過程，你的努力在自己的人生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每次回頭時，你都會感謝當初那個奮力向上爬的自己。
入了學以後你會發現，考研帶給你的生活遠比你想象中更充實快樂。考研確實不能完全拯救你的人生，但確實會讓你之後的路更好走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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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德考培SAT/ACT （Blended Learning）課程，採用線上線下混合式教學方式，配合原創線上自適應學習系統Prepsmith（備考史密斯），爲考生們提供高效學習，並順應新SAT考試趨勢的課程。該課程的教研核心由全美SAT/ACT教學精英和美國名校學霸組成，使用教材的更新速度保持與美國最新考試趨勢同步。
啓德考培SAT課程在SAT改革後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已經培養出百餘名SAT高分中國學生，其中包括8名1500分以上，24名1400分以上，35名1300分以上，45名1200分以上。啓德考培ACT課程亦成效卓著，已培養出9位滿分36分，11位35分，6位34分及若干名30分以上的學生。
獨樹一幟的線上線下複合式教學方式
啓德原創線上學習系統——Prepsmith（備考史密斯），歷時20000小時研發上線，既有PC端，也可以安裝手機APP，啓德希望通過這個系統實現Blended Learning的線上線下混合式教學，幫助學生用更少時間，提高更多分數，避免低效重複練習和疲勞備戰，並將家長、教師和學生聯繫起來。
啓德提倡以Prepsmith學習系統爲載體的Blended Learning學習法。Prepsmith系統中儲備了大量真題、習題和知識點，以SAT備考爲例，Prepsmith數據庫中現有100多套真題，219個SAT知識點，10000道考題，10000次測試，目前已有5000註冊用戶。對於學生來說，Prepsmith不僅可以實現翻轉課堂、在線家庭作業、模考等便利的在線應用功能，同時，系統還能自動歸納考卷中的錯題種類，與SAT知識點進行關聯，自動生成對弱項強化的習題集，並根據每次習題的即時測試結果修正提供的練習題，適應學生在各個階段學習程度與目標的需求。對於老師來說，通過Prepsmith佈置和批改家庭作業，可以對全班的完成情況一目瞭然，即能夠針對學生們的共性錯題進行集中講解，也可以關注到每個學生的薄弱環節及時輔導。Prepsmith不僅可以連接課堂與課外，也可以將家長納入系統之中，通過在手機上安裝該應用，家長可以與孩子共享帳戶，及時瞭解孩子的學習動態。
中美教研團隊協力編寫獨家授課教材
啓德考培SAT/ACT （Blended Learning）課程教材採用知識點和考題合理搭配的結構，由啓德考培研發中心編寫，教材研發團隊的成員全部畢業於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耶魯大學、多倫多大學、華威大學、復旦大學等世界頂尖院校，多爲SAT高分老兵，他們或有培養過多名SAT高分中國考生的資深教學經驗，或有爲美國考試機構多年編寫考題的過硬專業背景。啓德考培SAT/ACT （Blended Learning）課程教學以西方教育體系中基礎和核心的Benjamin Bloom的理論、支架式教學方式(scaffolding instruction)爲基礎，強調教學應爲學生建構理解知識的概念框架，事先分解複雜的學習任務，將學生的理解逐步引向深入，實現自主學習、自我產出的目標，並培養學生的自我思考和批判思維的能力，這也與SAT的改革方向不謀而合。
140小時起步的哈佛標準教師認證培訓
台塑營收／7月166.45億元 月增4.7%、年減16.51%
啓德SAT/ACT （Blended Learning）課程同樣值得期待的是，經過140小時高標準培訓面貌一新的老師們。在確定了從在線學習系統到教材的一系列革新後，啓德最具誠意的保證不是“保分”，而是“不拿學生做實驗”，這就要求教師們必須通過來自啓德考培研發團隊的培訓和考覈。
夯實基礎的教師培訓課程由畢業於哈佛大學教育政策與管理專業、擁有12年教學及教育管理經驗的老師負責，系統地培訓教學理念，加強課堂管理能力，包括優化教案、使用專業的心理學知識與學生、家長進行有效溝通，增進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能力，提升學習效果。編寫教材和教案的研發團隊還將完成對教師們線上線下混合式教學方式的培訓，同時引導他們更全面地領會SAT考試思維體系，經過這兩個階段的培訓，教師們還要接受評估團隊的考覈，過關後才能重新登臺授課。
醫生薪資改革下一步：基層如何留住醫生？醫生勞務價值如何體現？
國家衛健委近日發佈的數據顯示，我國每萬人口全科醫生數由2020年的2.9人提高至2022年的3.28人，這雖已接近“十四五”規劃目標（3.93人/萬人），但與發達國家每萬人口8~10名全科醫生的數量相比仍有較大差距。
進一步分析全國衛生人員機構分佈可發現，截至2022年末，醫院佔比超過六成（60.7%），基層醫療佔比僅三成（31.6%）。
“大醫院進不去，小醫院不想去”，加之公立醫院編制有限，薪資水平與部分醫生羣體的收入期待存在差距，不少歷經五年制、乃至七-八年制的臨牀醫學畢業生並未成爲醫院各科室的臨牀大夫。根據教育部陽光高考信息平臺最新統計，臨牀醫學專業每年畢業生規模約在8萬~8.5萬人，就業率在85%至90%之間，但很多醫學院校畢業生進入醫院就業的比例不到40%。
在基層留不住高水平醫務團隊的背景下，分級診療推進艱難。2022年，一、二級醫院的診療量和入院量均較上一年有所回落，但三級醫院診療人次與上一年持平（22.3億人次），約爲一二級醫院診療量總和的1.5倍，三級醫院入院量則較上一年增加了382萬人次。
爲什麼學醫的人越來越多，醫生，尤其是基層醫生的缺口仍難以彌合？業界人士認爲，伴隨“醫改”的深入，重視醫生收入問題、通過醫療服務價格改革提高醫生收入顯得尤爲重要。
國家衛健委副主任雷海潮11月初在國新辦舉辦的一場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將與有關部門一道深化醫療服務價格改革，動態調整醫療服務價格，優化醫療機構的收支結構，統籌做好支付方式和人事薪酬制度等方面改革。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畢井泉表示，醫療服務價格改革需要在總量控制、不增加社會醫藥費負擔前提下，逐步把醫療服務收費和藥品價格下放給醫院自己制定。做到醫務人員工資性支出主要甚至全部來源於醫療服務收入，藥品耗材檢查檢驗按成本收費不得有結餘，若有結餘則上繳財政。由政府有關部門覈定醫院業務收入總額，超出部分收繳。這樣能夠保證在不增加社會醫藥費總負擔的前提下，逐步實現醫療服務價格形成機制的轉換。
“醫生下不到基層，關鍵在於醫療服務價格低”
畢井泉近日在清華大學舉辦的世界衛生健康大會上表示，中國醫療體系最突出、同時也是醫改必須解決的核心問題，是醫生的收入問題，一個是收入水平問題，另一個是收入來源問題。這兩方面問題在基層尤爲凸顯，導致基層“缺醫”問題雖有所緩解但一直難以實質解決。
在畢井泉看來，從收入水平看，現在醫生的收入水平不足以吸引最優秀的學生學醫。據他介紹，2010年，國家研究制定全科醫生制度的文件，並在北京召開有三所醫科大學校長參加的座談會。當時校長們反映，我國每年約有7萬名臨牀醫學畢業生，但最終成爲醫生的只有約35000人；2013年鄉鎮醫院的醫務人員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只有2%。近年來，前述情況有所好轉，但是小醫院和基層留不住人才的問題仍然突出。
“醫生家庭的孩子70%不學醫，醫生職業吸引力相比國外有較大差距。”畢井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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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收入來源看，2009年新醫改文件中明確把醫療機構補償機制改爲服務收費和政府補助兩個渠道。醫務人員的工資性支出包括政府撥款、服務收費和其他經營的結餘。但據畢井泉介紹，現狀是政府撥款很少，醫療服務價格偏低，剩下的只能是經營結餘。這種經營結餘就是藥品耗材、檢查檢驗經營的結餘。
在此背景下，“以藥補醫”的機制問題難以根除，並進一步加劇了基層的醫生缺口問題。畢井泉表示，大醫院有技術、有人才、有條件“以藥補醫”，以檢查檢驗“補醫”，而基層醫療機構尤其是執行藥品經營零差率的鄉鎮醫院，則嚴重缺乏通過上述手段“補償”醫生收入的“能力”。如果沒有更合理合規的政策機制和手段，基層留不住專業人才的矛盾會進一步加重。
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傅虹橋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採訪時也表示，目前，我國醫務人員的勞務價值被嚴重低估，亟需推進“高水平、弱掛鉤、陽光化、責權對等”的醫生薪酬體系和人事體系。這裡的“弱掛鉤”就是醫生收入不與藥品、耗材和檢查掛鉤，但與其服務量（數量和質量）掛鉤。
傅虹橋舉例說，通過多開藥，醫生可能也只能多拿30％提成。以100元的藥費爲例，醫生可能提成只有30元，但是醫保和患者的實際支出卻是100元，造成大量的浪費。如果通過醫療服務價格改革，將醫生勞務價值提高2-3倍，直接將30元用於醫務人員薪酬提高，那麼醫保和患者的實際支出就會節約70元，產生多方共贏的效應。
專家建議取消醫療服務政府定價，鼓勵部分醫生開辦診所
多年來，儘管各方均認識到了解決醫療服務價格偏低問題的重要性、必要性，但在實踐中該項工作一直難以邁出實質性步伐。
原因至少有二：其一，找不到定價的“錨”。給醫療服務定價，實際上是給醫務人員定工資標準。在目前的體制下，很難脫離其他事業單位的平均工資水平，單獨定出醫生的工資標準。其二，擔心如果提高了醫療服務價格但藥費、檢查檢驗費降不下來，反而會增加社會的總體醫療負擔。
“既然在現有的政策框架體系內，難以有效上調醫療服務價格，那是不是可以考慮適度、逐步放開醫療服務價格？”畢井泉說，改革開放從農村到城市，就是逐步從放開農產品價格、放開工業消費品價格到放開生產資料的價格。參考這一思路，下一步，可以考慮把醫院裡成千上萬個醫療服務、藥品、檢查檢驗等價格，適度、 逐步下放給醫療機構自主制定。政府重點管原則、管總量，逐步放開那些微觀上“既管不了、更管不好”的事情，讓藥品耗材、檢查檢驗等迴歸診斷和治療疾病的本源，而不是成爲爲發放醫務人員工資服務的“創收手段”。
具體而言，對於醫療機構，一方面，取消靠經營結餘發放工資的做法，使醫務人員沒有動力開“大處方”，有效減少甚至消除重複檢查、重複檢驗等。另一方面，相關政府部門可按照前五年醫院營業收入總額和年均增幅等，覈定今後五年醫院業務收入總量的控制目標，超出目標額度的收入經由相關部門上繳。由此，醫院通過減少大處方和重複檢查檢驗等節省下來的衛生費用，可用來提高醫療服務價格，以切實、有效、合理增加醫務人員的工資性收入。
對於醫保部門，則按各醫院的收費標準和醫保資金的承受能力，確定醫保報銷支付標準，差額部分由患者自己負擔。“只要全社會的醫藥費負擔不增加，醫保資金的負擔就不會增加。”畢井泉說。
此外，爲更好解決基層的醫生缺口問題，畢井泉還提出，應鼓勵醫生開辦個人診所，只要有患者、醫療服務價格合理，醫生就會有積極性辦個人診所或到基層執業，基層也就有了合格的醫生，“發展壯大醫療衛生隊伍，把工作重點放在農村和社區”的目標就可以逐步實現。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一些公開報道，鼓勵醫生多點執業、社會化辦醫等推動基層醫療服務多元化的政策，已開始在多地試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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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廣東佛山衛生健康局發佈的《佛山市支持社會力量提供多層次多樣化醫療服務的實施意見（徵求意見稿）》中提到，鼓勵公立醫療機構在職醫師和退休醫師到基層設立個人診所，允許符合條件的社會辦醫療機構加入醫保定點。在此之前，北京、上海、廣州等多地均已陸續開展試點，鼓勵醫師全職/兼職開辦診所。
對於醫療服務價格改革的方向，國家醫保局價格招採司副司長王國棟在“國家醫保局2023年下半年例行發佈會”上表示，健全醫療服務價格動態調整機制。重點向體現技術勞務價值的手術、中醫醫療服務項目價格項目傾斜，同時推動檢查、檢驗等物耗爲主的醫療服務價格有所下降。目前各地全部完成2022年調價評估，大部分省份符合調價啓動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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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留得住好醫生，然後呢？
全球公共衛生非營利組織“決心工程”總裁及首席執行官、美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前主任費和平（Tom Frieden）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強大的初級衛生保健（Robust Primary Health Care）是各國衛生健康的基礎。通過薪資等激勵機制留住醫生是關鍵一步，但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在他看來，“激勵機制”至少還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方面，相較於醫生單獨“作戰”，以醫生、護士，藥劑師和社會工作者等組成的專業協作團隊，其服務效率更高，也更好達成“以患者爲中心”的初級衛生保健網絡建設目標；另一方面，要建立強大的初級衛生保健系統，上下級醫院、公立醫院和私人診室的醫生及護士、支付方等需要擁有同樣的目標。目前，全球大部分地方的醫療系統都存在地理、人力、行政等方面的限制和分隔，這需要從根本上改變該國/地區醫療系統的激勵和問責機制。
費和平解釋說，所謂“根本改變”，也即讓該國的醫療系統以減少社會醫療總支出爲目標。基於該目標，輔之以合理的財政和收入補償和激勵機制，上級醫院纔會支持國家建設初級醫療體系。
目前，由於醫院和醫生個人的激勵機制不完全契合，一些政策初衷難以達成。
比如，鼓勵公立醫療機構在職醫師和退休醫師到基層設立個人診所的目的主要爲鼓勵醫師多點執業，目前多點執業的政策已經完善。但根據10月初佛山衛健委就前述徵求意見稿彙集的民意，有醫生反映稱，政府鼓勵在職醫生開診所，但醫生所在單位可能並不樂意，會間接阻止或會找醫生談話。此前，在職醫生的多點執業行爲，雖然有相關政策支持，但落地時往往需要得到醫院允許，並且醫院有權對醫生進行調崗或降低績效。這就等於間接性勸阻醫生，不要進行多點執業。“我們（醫院裡的）基層想跟政策走也不敢得罪單位。”
費和平還表示，另一種對醫生的側面激勵，就是將醫生從繁雜的輔助工作中解放出來。這就需要除醫生之外，更多非臨牀醫學背景的醫務人員加入進來，形成精細化的分工。比如在美國，護士中有一類高級護士，他們可以去做普通醫生不能完成的試劑注射等。
聚焦到中國，費和平日前曾去往多地農村基層調研。他表示，由於中國國土面積廣、私人醫療市場佔比較少，在更多偏遠的鄉村基層，還可以通過人工智能輔助醫療等創新性手段，解放醫生並達成規範性診療。但後者在產品設計時需要大量時間和金錢投入，需要政府和慈善機構等予以較大資助。
清華大學醫學院主任，新加坡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醫學科學院外籍院士、澳大利亞健康與醫學科學院外籍院士黃天蔭則認爲，當談及加強初級保健、醫護人員短缺等問題，還需要回答的問題是“患者需要什麼樣的健康服務”。
“一個人的健康80%取決於非臨牀因素。這些應該從哪裡學呢？是從老師那裡學嗎？是應該在解剖學的課上教給醫生們嗎？”黃天蔭在前述會議上提出上述問題。
隨着我國人口老齡化加速，慢性疾病的健康管理工作日益繁重，或將加劇醫療資源的供需矛盾。黃天蔭認爲，首先這類老齡化病的管理不應該完全由醫院承擔，醫院對於患者的幫助往往也只是一次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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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天蔭說，新冠疫情之後，各國都看到初級衛生保健體系的重要性。目前，我國在該體系上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比如，有無充足的流行病學調查數據，慢病患者隨訪機制有無建立、護士缺口問題如何解決、基層醫護人員的預防醫學知識是否足以彌補醫藥和公衆健康之間的鴻溝等。而這些問題的解決，均需要健康衛生基金以外的投入，政府應該考慮大量新建醫院以外的支持性政策。
新華社北京10月30日電（王建華、孫興維）爲有效破解重大規劃項目採購重難點問題，促進採購工作高質量發展，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有關部門建立採購管理諮詢服務制度，爲重大規劃項目採購提供專業化建議，近日對全軍首批重大規劃項目採購管理諮詢專家進行了集中培訓。
今年以來，針對軍隊採購保障模式轉變、採購流程機制發生全新變化，少數採購單位政策工具不會用、不敢用，需採銜接不順暢、不緊密等問題，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有關部門建立採購管理諮詢服務制度，區分行業領域，先後在全軍範圍內遴選100餘名專家，成立由採購專家和行業領域專家共同組成的諮詢團隊，爲重大規劃項目採購需求論證審查、採購策略設計、採購方式選用、政策工具運用、各類風險防控等提供專業化建議，通過貼近式嵌入式服務，爲重大規劃項目採購提供智力支持和政策指導。
爲提升諮詢服務質效，有關部門系統設置學習課程，組織專家進行全方位集中培訓，對採購需求、招標評審、合同管理、質疑投訴、應急採購等相關採購法規進行解讀和具體案例覆盤，讓行業專家儘快熟悉採購，讓採購專家儘快融入各專業領域，不斷交互融合形成戰鬥力，以此在全軍逐步建立一支專業能力過硬、採購政策精通、綜合素質全面的專家隊伍。
同時，爲規範專家在採購諮詢中的作用發揮，有關部門對專家實行聘用制管理，每屆專家聘期爲2年，配套建立動態調整、考覈評價、過程監管等制度機制，對專家履職情況進行客觀評價、獎優罰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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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懲罰治癒孩子毛病，錯誤的懲罰卻讓孩子用一生去治癒。
父母一定要掌握好懲罰的尺度，當愛與規矩並行，才能給孩子最有效的教育。
作者 | 楓子
前幾天偶然刷到前央視主持人李小萌的一個視頻，頗有感觸。
她說自己小時候其實從沒做過什麼出格的事，要說不聽話，頂多也就是書桌太亂、跟大人說話時語氣不夠尊重之類的小事。
但她的父親爲了懲罰她，每次都是一頓暴打。
如今四十多年過去了，她還清楚地記得父親關起門來打她的畫面。記得那種非常暴力的氛圍，記得在她泣不成聲時，還要被父親逼着認錯的恐懼和羞辱。
李小萌坦言，之所以咬着牙把這個故事說出來，就是希望給父母們提個醒：
“你以爲教育了孩子，但其實根本不是你表面看到的那樣。相反，她要在非常漫長的人生中，花非常大的力氣，去抵抗這種印跡。”
是啊，對孩子的成長而言，錯誤的懲罰，比錯誤本身更傷孩子。
教育家錢志亮也曾指出，懲罰需要技巧和方法。如果沒有把握好懲罰力度，或是懲罰方式不當，反而會給孩子的成長造成負面影響。
如何懲罰，既讓孩子認識到錯誤，又讓孩子長教訓，考驗的是父母的智慧。
懲罰孩子的方式裡
藏着父母的層次
先講三個故事。
第一個：
江蘇鎮江，深夜11點，男孩因爲沉迷手機遊戲，慘遭父親暴打。
父親下手比較狠，男孩頭部受傷、當場血流不止。
但父親第一反應卻不是把孩子送醫，而是將孩子被打後的慘狀拍成視頻，發到班級羣裡，藉此撕毀孩子最後的自尊和麪子。
肉體上動粗，精神上凌遲，無疑是最暴力的懲罰。
此刻，家的港灣淪爲刑場，父母變成了敵人，親子間沒有親情，只剩瘋狂泄憤的父親，和受傷的孩子。
第二個：
湖北武漢，一對父母爲了讓孩子戒掉遊戲癮，直接讓孩子休學在家，專打遊戲：
制定kpi，每天玩夠16個小時，中午晚上要對遊戲戰績總結覆盤，完成任務才能睡覺。
有一次，孩子晚上一兩點才完成任務，第二天早上六點就被喊起來打遊戲。
最終，計劃進行3天，孩子崩潰了4次。
變相懲罰，看似不打不罵，卻是披着“爲孩子好”的外衣，實施報復和虐待。
“這麼愛玩，就讓你一次玩個夠，玩到吐，玩到怕！”
最後懲罰的目的達到了，孩子厭惡遊戲的同時，卻也厭惡上了父母。
第三個：
浙江杭州，凌晨3點，男孩還在玩手機。
父親發現後沒有打罵兒子，而是帶着兒子去了菜市場。
凌晨4點，雖然城市還在沉睡當中，但環衛工藉着微光，已經開始了一天的工作。
市場的那些小販，也熱火朝天地忙開了，從他們的眼裡可以看到，盡是掩飾不住的無奈、疲憊與睏意。
一處角落，買菜奶奶頭戴着照射燈，講述着自己凌晨2點起來摘菜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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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這些凌晨就在忙碌的人羣，爸爸問兒子，你知道他們爲什麼不睡覺嗎？
兒子搖了搖頭，沉默不語。
爸爸告訴兒子：“他們不是不想，而是爲了生活，爲了賺錢養家，根本沒覺睡。”
男孩很受觸動，當下就承諾要改正自新。
3個孩子，一樣的錯誤，不同的懲罰，最後走向了不同的結局。
父母的層次，高下立判。
低層次的父母，只會用外力去壓迫孩子；高層次的父母，讓孩子發自內心地認識到錯誤。
兒童教育家誇美紐斯曾說：“犯了過錯的人應該受到懲罰，不是因爲他們犯了過錯，而是爲了讓他們日後不再犯。”
懲罰的手段，其實重在教，而不是罰。
懲罰的目的，也重在喚醒，而不是泄憤，更不是報復。
智慧地懲罰，才能產生良好的教育效果。
有效的懲罰
一定基於愛和規則
在《姥爺，我們天上見》一書中，蔣雯麗曾寫下自己幼年被懲罰的經歷。
她說：“姥爺不輕易打我，但每次打都是記憶深刻的。那一定是我撒了謊，或者是做了有悖道德的事情。”
打她前，姥爺會讓她去拿戒尺，爲什麼打，打哪裡，打幾下，蔣雯麗都清楚得很。
打，是真打，因爲底線不可破，必須讓她長教訓。
但姥爺從不多打，永遠只打三下。雷聲大雨點小，更多的是溫柔。
懲罰從來不是姥爺的目的，姥爺只是希望她能知道，有些事情，永遠也不能做。
哈达迪说被姚明10分钟造成0分5犯的那场比赛，姚明数据怎么样？
所以後來再犯錯，她都主動拿來戒尺，讓姥爺懲罰自己。
在有了孩子之後，她也習慣在孩子的房間放一把戒尺，用來管教孩子。
教育學專家傅維利曾說：
“懲罰教育是一把雙刃劍，是一種危險的、高難度的教育技巧，而秘訣是真愛，讓愛產生教育的智慧。”
教育，沒有懲罰，沒有規則，孩子很難有敬畏。
但教育若只有冷冰冰的管教，孩子也很難知錯就改。
有效的懲罰，一定是有管、有罰、有愛。
教育家錢志亮就曾指出，這種有溫度、又理性的懲罰，可以給孩子傳遞這樣的信息：
愛孩子不等於放縱，同樣，教導孩子也不等於收回父母的愛。
最好的懲罰教育是：有原則，卻也有愛。
懲罰很有必要
但是不能“亂罰”
任何時候，管教孩子都應該以“糾正行爲”爲出發點，以“塑造孩子”爲目的地。
那麼，我們該如何科學地懲罰孩子呢？
《懲罰孩子也要講藝術》一書總結了4個點，給父母們參考學習。
1. 言說有道
《爸爸去哪兒》裡有這樣一個情節：夏天負責守護冰淇淋，卻因爲抵擋不住誘惑吃了冰淇淋。
胡軍問夏天，要是村長髮現怎麼辦。
夏天第一反應是：告訴他們好了，說對不起，不會有下次。
而夏天之所以敢於承認錯誤，不怕懲罰，其實離不開爸爸夏立克的功勞。
平時夏天犯錯，夏立克都會耐心和她溝通，引導她思考，明白錯在哪裡，怎樣纔是對的，最後才實施懲罰。
所以夏天的認錯態度很好，同樣的錯誤她很少再犯第二次。
孩子犯錯的時候，是教育的最好時機。
爲什麼錯了？爲什麼要罰？讓孩子明白道理和規則，他纔不會一錯再錯。
2. 懲罰有招
《懲罰孩子也要講藝術》書中有這樣一個案例，孩子不管犯什麼錯，媽媽都懲罰他寫字。
因爲媽媽覺得，這樣不僅處罰了孩子，還能讓孩子練字、學習生字，簡直是一箭雙鵰。
但結果卻是，孩子的壞習慣沒改掉，還對寫字心生厭惡。
其實，孩子的錯誤不同，懲罰也應該各有各招。
人民日報就曾總結9個懲罰孩子的小妙招，父母們可以拿來就用。
3. 實施有方
後臺經常有父母問，知道孩子要適當懲罰，可每次還沒罰，孩子就哭鬧耍賴，怎麼辦？
看過一位媽媽的做法，堪稱教科書。
高鐵上，男孩坐在座位上動來動去，還不時踢前面乘客的靠背。
警告無效後，媽媽一臉嚴肅地把男孩拉到了車廂空地罰站。
期間，男孩又是撒嬌求饒，又是大哭大鬧，各種發脾氣。
但自始至終，媽媽沒有發火生氣，也沒有心軟放過，而是態度堅定地陪男孩站完15分鐘。
再帶着他給周圍乘客一一道了歉。
之後，男孩再也沒鬧過。
懲罰時，父母不情緒化、不心軟、不妥協，孩子才能知敬畏，明底線。
父母溫和堅定地執行，懲罰才能行之有效。
4. 體罰有度
很多時候，因爲懲罰力度不夠，難以起到警戒作用。而體罰，往往就有立竿見影的作用。
小的時候，我總是不守餐桌規矩，每次被媽媽罰站後，沒兩天我又再犯。
有一次吃飯的時候，我不小心越過爸爸的筷子去夾菜，我還沒反應過來，手就被爸爸用筷子狠狠地打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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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這個錯誤我再也沒有犯過。
爸爸很少打我，但每打一次，我當下就改過，決不犯第二次。
我們常說體罰好用，但要有個度。
這個度，一是力度不能過度。體罰太狠，孩子就會有對抗情緒，不會想變好。
二是次數不能過度。體罰太頻繁，就會傷害孩子的自尊心，傷害親子關係，不能達到教育的目的。
說教爲主，體罰爲輔，懲罰纔不會變成泄憤。
很認同一句話：優秀孩子多是優質教育的結果，問題孩子多是問題家庭的產物。
孩子犯錯時，恰恰是考驗父母的時候。
不當的懲罰，可能迫使孩子屈服，但孩子內心不服，只會把他們推得更遠。
有效的懲罰，一定是站在孩子的角度，寬嚴有度，愛與規矩並行。
唯有如此，孩子纔不會輕易被錯誤打垮，才能從挫敗中保持自我修復的力量，無論何時都能在錯誤中獲得智慧，完善自我，收穫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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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個贊吧，與各位父母共勉。
1936年魯迅說：“漢字不滅，中國必亡”，19年後才發現先生的高明
晚清時期，中國與西方相比，有明顯的差距。
這時候，很多仁人志士開始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開眼看世界”、“新文化運動”等等，旨在喚醒落後的體制、落後的文化和落後的國人。
到了民國時期，與大革命平行推進的，還有關於文字、文化改革的新文化運動。
1923年1月，以胡適、蔡元培、錢玄同、黎錦熙、趙元任、傅斯年爲代表的學者在《國語月刊》第七期專門出版了“漢字改革”的號召文章。
這一號召，猶如黑暗中的一束光，它開始從根本上批判封建文化，反思封建教育，開始對3000年的漢字“亮劍”。
主張改革的學者們以爲，漢字（繁體字）太過複雜，不論書寫還是識別都難度極高，一個人沒有一二十年的學習功底，基本上不能讀書看報。
當時中國約有4億人口，90%以上都是文盲，有文化者極少。
正是全民處於愚昧、無知的狀態，才使得國力一蹶不振。面對外國勢力的入侵，國人不僅不自知，甚至還成了“領路黨”、“扶梯黨”。
也正是因爲如此，當年留學日本攻讀醫學的魯迅，最後不得不換了專業，準備用“文字”喚醒國人。以魯迅之見，學醫只能治人身體之疾，卻不能救治心靈之疾。
但是令魯迅沒想到的是，他雖然改用“文字爲刀”，用文字來喚醒國人的覺醒，爲此他也寫出了諸如《狂人日記》《孔乙己》《吶喊》等極具批判性的文章，可是國人識字的不多，這成爲橫亙在他理想中的一道牆。
爲此，魯迅非常支持漢字改革。
1931年瞿秋白、吳玉章等人倡導“中國文字拉丁化”，當時魯迅非常支持，不僅捐出了不少稿費給漢字拉丁化運動，還特意發文解釋道，
其實漢字的拉丁化，是一個錯誤的方向。
漢字拉丁化，是將漢字變成拼音化的一種形式，它像英語一樣，能夠讓人們在很短的時間內提高識字率，且當時拼音化的文字是世界主流，很多國家都在嘗試改革。
只是我國在推動“漢字拉丁化”的過程中並不順利，爲此我們的漢字得以保留，不至於跌入萬丈深淵之中。
在亞洲國家中，只有越南文字拉丁化成功。當時越南還爲文字的改革成功而慶賀，如今越南開始爲拉丁化的文字盡嘗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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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所周知，每個漢字有很多表意，況且還有同音詞。如果拉丁化後，將會喪失漢字原本的豐富的表達，況且面對同音字，又很難區分。
後期，文字改革開始朝另一個方向發展，即：用“羅馬拼音”爲漢字標註讀音，利於識別；將原本的繁體字簡化成簡體字，利於書寫和傳播。
1936年5月30日，在魯迅去世前不到半年的時間內，有一名叫“芬君”的記者，特別對魯迅進行了採訪。
採訪中，芬君提到關於漢字的改革，當時已躺在病牀上的魯迅，仍然激情彭拜的說道：“漢字不滅，中國必亡”。
關於魯迅的這一言論，在芬君編寫的名爲《前進思想家魯迅訪問記》一文中可以得見。
只是這裡的“漢字不滅”，魯迅指的是“簡體字取代繁體字”，並不是徹底將漢字推翻。要理解魯迅的這句話，我們不能斷章取義，還需看他的完整文本：
從魯迅先生的舉例中可以得見，他所痛恨的是繁體字，並不是“漢字”。對於文字的改革，他是傾全心之力贊同的。
19年後，1955年10月，新中國文字改革會議召開。會上通過了《漢語拼音方案》和文字簡化方案，這標誌着禁錮國人3000餘年的漢字，迎來了全新的歷史時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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